老支书古邦兴
每个人都是时代的镜子，他们在属于各自的年代不同的岗位上，以不同的方式为人民为社会奉献着自己的青春和激情。如今这些人已退出了历史的舞台，但他们的先进事迹和无私奉献的精神永不磨灭，像一面永远不会倒下的旗帜！
一
古邦兴就是这样的一类人。在那个年代，那个特殊的时期，古邦兴虽不闻名，但在张阳村乃至全乡全县也是一个功绩卓著、受人敬仰的人物。
我和古邦兴老人的相识，是因我写了一篇有关他们村的散记，发表在《延安日报》被他看到，于是经过多方打听，寻至我办公室再三乞求我写一写他。他不求扬名，只求“老了”在村中开追悼会时儿孙能有一个念的。给活人写悼词，我是第一次遇到，之前更是闻所未闻。
“好娃了，你大概不知道过去你大在我村里教书时，常在我屋里吃饭，就麻烦你了！”看到我似有为难的样子，他握着我的手，眯着眼睛，又一次乞求道。和他握手间，我感觉到他满手的粗糙，依然强劲的力量。
古邦兴，张阳村人，生于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十一日，逢乱世自幼命途多舛，四岁丧母失母爱，十二岁姑姑身患重病，因家贫无钱医治，英年早逝，惟与祖父相依为命。故尔，家庭重担稚身挑在父肩，磨面、驮水、砍柴、做饭、放牛、耕地，无所不能，无所不会，为生计与祖父共渡时艰。
古邦兴自小就胆识过人。在石阁山被白匪占领期间，白匪要求石阁山周围村庄按时主动将粮食送上山，否则雪洗村子。每逢缴粮时，因为没有人敢去，所以各村常常为送粮的人选发愁。古邦兴人小就担当了张阳送粮重任，每次都安然而归。后来白匪被赶跑后，为了防止白匪重占石阁山侵害百姓，党组织决定烧山，古邦兴又主动参加了放火小队。那次大火烧了三天三夜，山上一切化为灰烬。现在看来虽不是明智之举，但在当时也是不得已为之。
解放后，肖吉村办起学校，古邦兴辞家求学，晓雪荧光，寒窗苦读。1958年，学满毕业，不听祖父所劝，坚持在家务农，担任生产队保管。恰时，一场不切实际、违背自然、浮夸的大跃进运动和随之到来三年的自然灾害，造成人类历史上空前绝后的灾难，好多农民连口粮都全部上缴，致使流离失所，饿殍遍野。那时村里经常能看到衣衫褴褛的讨饭人。有独自一人的，有拖家带口的，也有成群结队的。几乎天天都有饿死人的消息传来。
那时的古邦兴，虽然也算的是一名村干部，但的确也尝到了饥饿的滋味。他清楚地记得，为克服这艰难的时期，国家提出了“一口人一天节约一两粮”的号召，公社提出了“低标准、瓜菜待”的节约方针。瓜，主要指的是南瓜。南瓜，一种耐旱、产量高的植物，作为一种战胜困难的精神力量，又一次被利用起来。公社不仅要求大家按照低标准的吃饭，还号召带领村民到一些山洼、深沟、河滩等地大量种植南瓜。南瓜也不负众望，年年丰收。对于吃不了的，村民们就切成片晒干储藏起来以备冬用。
二
1969年，古邦兴被选为大队队长。
1970年，古邦兴被改选为村支书。
然而就在胜任之处，正是文革爆发之际，一场空前的“破四旧”运动将举国上下的寺庙、祠堂等文物古迹全部毁坏，佛教活动从此终止。张阳村的“圣母祠、观音堂、关帝庙”更不会例外。那时无知的村人挥起愤怒的镢头将佛像砸碎，推入沟底。除此之外，村中还有一些石碑、石像等上百年的文物古迹均遭到破坏，很让人叹惜。好在张阳村自古就是远近闻名的文化村，村中有深明大义之人在搜查小组搜查书籍时，将上百年历史的《古氏家谱》偷偷地纳入枕头中，使家谱得以幸存，更重要是使古氏有谱可查，血脉有了延续。
在此期间，古邦兴虽为大队长、村支书，但不是他能阻挡的。新官上任的他，冒着被批斗的危险将工作重心放在为村子治沟造地上来。在工作中他率先垂范以身作则，带领全体社员不分昼夜移山填沟造原，一年之间就为村里打坝一条，造地53亩，治理荒山两座，栽种万余株洋槐。
三
70年代末80年代初，一个巨大变革的时期。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春风吹遍了神州大地，市场经济取代了计划经济，集体经营转为家庭联产责任制，人们劳动的积极性空前提高，温饱问题逐渐得到解决。
那时，作为村支书的古邦兴没有像《平凡世界》中田福堂一样，因为权利的不集中而失落。作为年轻一代，古邦兴有着孙少安一样的大局意识、发展的眼光。按照政策的指示，他多次组织社员围绕“究竟是分开好，还是分开不好”开会讨论，会上社员们激情高涨，纷纷认为还是分开的好，分开才能多劳多得。根据讨论的结果，他组织村干部将土地、牲口等集体财产分类别分等级，然后通过抓阄的形式分到户。
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。自从土地变为农民的私有财产之后，村里的农民就像展开一场从春到秋的马拉松比赛一样，一家比一家起得早，一家比一家勤。秋收时，家家户户都有好收成。
“还是分开好，今后再不用缺吃了。”、“要是再吃不上，那是不好好务农的结果。”、“如果年收入能达到一千元，顿顿能有白面，那就幸福了。”一些思想守旧的老年人这样感慨地说。
由此可见，那时的古邦兴虽然不能再和以前像将军一样指挥大家在地里劳动，但无论怎样只要大家过得好吃得饱过得好，就是他最大的心愿，他仍然是大家的主心骨。之后10年之间，在他的带领下为村里建起了295亩花椒园，191亩苹果园，117亩核桃园，170亩枣园，以及梨园、葡萄园等经济园林，年产值近50000元。1988年，他又带领村民栽植了万余株柏树林，2900亩用材林。“那时苹果缺，但当时我村人都不缺苹果吃。”古邦兴自豪地对我说。
就在古邦兴大力实施发展集体经济的同时，国家在陕北执行了“退耕还林政策”。延长县委、县政府立足实际，大胆创新，按照“围绕林业办农业”的逆向发展思路，带领全县群众实施了建设万亩林带、千亩林场、百亩果园的集中会战，张阳村迎来了更大的发展机遇。
可是要让世代以种地为主的农民用一部分地种植果树，在思想上肯定接受不了。
“不好好种粮，胡球地弄。”当时就有老百姓还这样议论。
为了此项工作顺利开展，古邦兴积极深入农户家中耐心地宣传政策，动员各家各户选择一块较好的地挖坑、挖蓄水池，并亲自退耕了自己的全部山地，同时积极到其他乡镇、县上联系果树苗，于第二年春天给自己的耕地全部种上了果树苗。在他的带领下，其他村民陆续退耕，逐渐走上了以梨果为主导产业的致富道路。此后，他还为村里制定了一条规矩，凡谁结婚，新婚三日必栽树十棵鸳鸯树。正是因为多种措施的实施，才使张阳村的山山洼洼、沟沟岔岔都披上绿装。
在搞经济建设的同时，古邦兴没有忘记抓文化建设。他认为治贫先治愚。张阳村在很久之前就有戏班子，年年唱一直没有解散直到文革到来之前才停止。于是他重整了村中戏班，自编小戏，有时亲自上台演出，如《小俩口种烤烟》《西瓜大班古老汉》《十唱张阳好》等节目，深受村民喜爱，至今传颂。这些节目使全体村民提高了思想认识，致富有了信息。
为村民为集体，古邦兴兢兢业业，公而无私，村民说他是个“二杆子”，为工作连命都不要，但古邦兴却说：“我是干部，不先干一步叫什么干部”“只要大家能过上幸福生活，我再苦再累我心甘情愿”。1997年，古邦兴才卸任在家，为村民服务近40年，奉献了自己一生中最宝贵的青春年华。
雁过留声，水过留痕，人过留名，古邦兴先后被评为先进党支部书记、优秀党员，作家张思明亲自为他撰写了事迹报告，并录入书籍《延安儿女情》之中，书籍《古氏人物采访录》之中也有古邦兴其名。
村中先贤古安民有诗所赞：
赞族祖古邦兴
三十年前多辉煌，
大队支书好榜样。
大寨北京去参观，
地区县上受表彰。
为村公干三十年，
忠厚公道人称贤。
如今享受国待遇，
乐意逍遥度晚年。
一
古邦兴就是这样的一类人。在那个年代，那个特殊的时期，古邦兴虽不闻名，但在张阳村乃至全乡全县也是一个功绩卓著、受人敬仰的人物。
我和古邦兴老人的相识，是因我写了一篇有关他们村的散记，发表在《延安日报》被他看到，于是经过多方打听，寻至我办公室再三乞求我写一写他。他不求扬名，只求“老了”在村中开追悼会时儿孙能有一个念的。给活人写悼词，我是第一次遇到，之前更是闻所未闻。
“好娃了，你大概不知道过去你大在我村里教书时，常在我屋里吃饭，就麻烦你了！”看到我似有为难的样子，他握着我的手，眯着眼睛，又一次乞求道。和他握手间，我感觉到他满手的粗糙，依然强劲的力量。
古邦兴，张阳村人，生于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十一日，逢乱世自幼命途多舛，四岁丧母失母爱，十二岁姑姑身患重病，因家贫无钱医治，英年早逝，惟与祖父相依为命。故尔，家庭重担稚身挑在父肩，磨面、驮水、砍柴、做饭、放牛、耕地，无所不能，无所不会，为生计与祖父共渡时艰。
古邦兴自小就胆识过人。在石阁山被白匪占领期间，白匪要求石阁山周围村庄按时主动将粮食送上山，否则雪洗村子。每逢缴粮时，因为没有人敢去，所以各村常常为送粮的人选发愁。古邦兴人小就担当了张阳送粮重任，每次都安然而归。后来白匪被赶跑后，为了防止白匪重占石阁山侵害百姓，党组织决定烧山，古邦兴又主动参加了放火小队。那次大火烧了三天三夜，山上一切化为灰烬。现在看来虽不是明智之举，但在当时也是不得已为之。
解放后，肖吉村办起学校，古邦兴辞家求学，晓雪荧光，寒窗苦读。1958年，学满毕业，不听祖父所劝，坚持在家务农，担任生产队保管。恰时，一场不切实际、违背自然、浮夸的大跃进运动和随之到来三年的自然灾害，造成人类历史上空前绝后的灾难，好多农民连口粮都全部上缴，致使流离失所，饿殍遍野。那时村里经常能看到衣衫褴褛的讨饭人。有独自一人的，有拖家带口的，也有成群结队的。几乎天天都有饿死人的消息传来。
那时的古邦兴，虽然也算的是一名村干部，但的确也尝到了饥饿的滋味。他清楚地记得，为克服这艰难的时期，国家提出了“一口人一天节约一两粮”的号召，公社提出了“低标准、瓜菜待”的节约方针。瓜，主要指的是南瓜。南瓜，一种耐旱、产量高的植物，作为一种战胜困难的精神力量，又一次被利用起来。公社不仅要求大家按照低标准的吃饭，还号召带领村民到一些山洼、深沟、河滩等地大量种植南瓜。南瓜也不负众望，年年丰收。对于吃不了的，村民们就切成片晒干储藏起来以备冬用。
二
1969年，古邦兴被选为大队队长。
1970年，古邦兴被改选为村支书。
然而就在胜任之处，正是文革爆发之际，一场空前的“破四旧”运动将举国上下的寺庙、祠堂等文物古迹全部毁坏，佛教活动从此终止。张阳村的“圣母祠、观音堂、关帝庙”更不会例外。那时无知的村人挥起愤怒的镢头将佛像砸碎，推入沟底。除此之外，村中还有一些石碑、石像等上百年的文物古迹均遭到破坏，很让人叹惜。好在张阳村自古就是远近闻名的文化村，村中有深明大义之人在搜查小组搜查书籍时，将上百年历史的《古氏家谱》偷偷地纳入枕头中，使家谱得以幸存，更重要是使古氏有谱可查，血脉有了延续。
在此期间，古邦兴虽为大队长、村支书，但不是他能阻挡的。新官上任的他，冒着被批斗的危险将工作重心放在为村子治沟造地上来。在工作中他率先垂范以身作则，带领全体社员不分昼夜移山填沟造原，一年之间就为村里打坝一条，造地53亩，治理荒山两座，栽种万余株洋槐。
三
70年代末80年代初，一个巨大变革的时期。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春风吹遍了神州大地，市场经济取代了计划经济，集体经营转为家庭联产责任制，人们劳动的积极性空前提高，温饱问题逐渐得到解决。
那时，作为村支书的古邦兴没有像《平凡世界》中田福堂一样，因为权利的不集中而失落。作为年轻一代，古邦兴有着孙少安一样的大局意识、发展的眼光。按照政策的指示，他多次组织社员围绕“究竟是分开好，还是分开不好”开会讨论，会上社员们激情高涨，纷纷认为还是分开的好，分开才能多劳多得。根据讨论的结果，他组织村干部将土地、牲口等集体财产分类别分等级，然后通过抓阄的形式分到户。
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。自从土地变为农民的私有财产之后，村里的农民就像展开一场从春到秋的马拉松比赛一样，一家比一家起得早，一家比一家勤。秋收时，家家户户都有好收成。
“还是分开好，今后再不用缺吃了。”、“要是再吃不上，那是不好好务农的结果。”、“如果年收入能达到一千元，顿顿能有白面，那就幸福了。”一些思想守旧的老年人这样感慨地说。
由此可见，那时的古邦兴虽然不能再和以前像将军一样指挥大家在地里劳动，但无论怎样只要大家过得好吃得饱过得好，就是他最大的心愿，他仍然是大家的主心骨。之后10年之间，在他的带领下为村里建起了295亩花椒园，191亩苹果园，117亩核桃园，170亩枣园，以及梨园、葡萄园等经济园林，年产值近50000元。1988年，他又带领村民栽植了万余株柏树林，2900亩用材林。“那时苹果缺，但当时我村人都不缺苹果吃。”古邦兴自豪地对我说。
就在古邦兴大力实施发展集体经济的同时，国家在陕北执行了“退耕还林政策”。延长县委、县政府立足实际，大胆创新，按照“围绕林业办农业”的逆向发展思路，带领全县群众实施了建设万亩林带、千亩林场、百亩果园的集中会战，张阳村迎来了更大的发展机遇。
可是要让世代以种地为主的农民用一部分地种植果树，在思想上肯定接受不了。
“不好好种粮，胡球地弄。”当时就有老百姓还这样议论。
为了此项工作顺利开展，古邦兴积极深入农户家中耐心地宣传政策，动员各家各户选择一块较好的地挖坑、挖蓄水池，并亲自退耕了自己的全部山地，同时积极到其他乡镇、县上联系果树苗，于第二年春天给自己的耕地全部种上了果树苗。在他的带领下，其他村民陆续退耕，逐渐走上了以梨果为主导产业的致富道路。此后，他还为村里制定了一条规矩，凡谁结婚，新婚三日必栽树十棵鸳鸯树。正是因为多种措施的实施，才使张阳村的山山洼洼、沟沟岔岔都披上绿装。
在搞经济建设的同时，古邦兴没有忘记抓文化建设。他认为治贫先治愚。张阳村在很久之前就有戏班子，年年唱一直没有解散直到文革到来之前才停止。于是他重整了村中戏班，自编小戏，有时亲自上台演出，如《小俩口种烤烟》《西瓜大班古老汉》《十唱张阳好》等节目，深受村民喜爱，至今传颂。这些节目使全体村民提高了思想认识，致富有了信息。
为村民为集体，古邦兴兢兢业业，公而无私，村民说他是个“二杆子”，为工作连命都不要，但古邦兴却说：“我是干部，不先干一步叫什么干部”“只要大家能过上幸福生活，我再苦再累我心甘情愿”。1997年，古邦兴才卸任在家，为村民服务近40年，奉献了自己一生中最宝贵的青春年华。
雁过留声，水过留痕，人过留名，古邦兴先后被评为先进党支部书记、优秀党员，作家张思明亲自为他撰写了事迹报告，并录入书籍《延安儿女情》之中，书籍《古氏人物采访录》之中也有古邦兴其名。
村中先贤古安民有诗所赞：
赞族祖古邦兴
三十年前多辉煌，
大队支书好榜样。
大寨北京去参观，
地区县上受表彰。
为村公干三十年，
忠厚公道人称贤。
如今享受国待遇，
乐意逍遥度晚年。
